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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东亚模式开启市民化红利

发布时间:2021-01-21 14:06:19 阅读: 来源:磁座钻厂家

借鉴“东亚模式”开启市民化红利

昨日(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正式开幕。在当天举行的“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对于农民、务工人员、留守儿童、老人等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  如果按经济学家华生的观点,就是需要市民红利化。

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华生带来了他最新的思考。  华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我国依靠转型的红利、市场的红利和世贸红利开启了三个十年的高速增长,下一轮高速增长将依靠市民化的红利。  工业革命开启城市化进程  NBD:你之前认为城市化转型中面临的“三农”问题,已转变为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等问题,那么历史上城市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华生:如果拉长视角来看人类历史的转变,可以说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就一直处在城市化的转型当中。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就有城市或城镇了。当然,最初的城镇并不在中国,也只有1000~2000人,在整个农业社会阶段,城镇人口基本上没有超过社会总人口的5%。  城市人口的急剧变化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的。工业革命100多年后的19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达到14%,当然那个时候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西欧。再经过100年,到了200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达到47.2%。就在前几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已超过52%。联合国预计到本世纪中叶的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67%,到本世纪末,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80%以上。  NBD:现在全球都处在城市化转型期,中国的情况如何?  华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8%,而目前按常住人口计算已达52.7%,按照户籍人口算占比是35%,因为有大量农民工不在城市户籍里面,但这个变化也是很快的。本世纪中国和全球一样,都会实现城市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美国有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尽量利用世界上已知的各种资料去还原人类社会的千年经济史,他的成果被认为是从公元元年开始经济史领域中最权威的。按照他的计算,中国从秦汉时期到1950年,按照1990年的国际元衡量,中国人均GDP没有任何增长。不仅在中国,全球整个农业社会阶段,世界上人均收入基本都没有多少增长。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社会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停滞的,直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  NBD:在农业社会中,为什么全球经济近2000年都不增长呢?  华生:因为农业社会有一个“贫困陷阱”(又称 “马尔萨斯陷阱”),人类通过种植、养殖使得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更多的剩余,然后会刺激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后与土地资源条件不匹配,就会出现饥荒、战争和瘟疫,接着再把人口拉回到和资源相平衡的状况上去。“马尔萨斯陷阱”已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中国是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顶峰之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领先于全球的,所以“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表现得最为典型。  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早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将变成一个由机器统治的大工业社会,但我们今天知道,实际并非如此。曾经农业产出占压倒性,现在工业产出开始下降,服务业开始上升。所以,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以后,不是变成了一个工业社会,而是开启了人类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进程。  “东亚模式”成功靠市民化红利  NBD:你预计中国完成城市化需要多久?  华生:城市化正在以10年或100年为单位快速挺进,而且全球将在本世纪基本完成城市化,中国也是这样。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日本、韩国相比,是比较慢的,后两者起步后用30年就完成了城市化,同时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因为没有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能实现现代化。比如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化率达到75%~80%。  NBD:城市化转型这么快,将来会是什么样?  华生:城市化转型中已经显露出问题,这也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如果都向现代化转型,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傲慢,他们消耗了那么多资源,到我们现代化他们说不行了。印度还没有真正开始现代化,中国也刚开始现代化,但雾霾已经漫天了。如果发展到城市社会,会比农业社会更好吗?有很多方面都不如农业社会,但让现在的人回到农业社会,没人愿意。  全球大部分的人口,包括亚洲、非洲,都会在本世纪内现代化,会对地球的生态环境和能源需求产生巨大冲击。从这一意义来看,将来的人类会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回到祖先的状态,回到“生存陷阱”里面去,人类摆脱贫困富裕了,但是生存问题仍然存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也依然是个问题。  NBD:之前有一些东亚国家被认为是发展的“奇迹”,你觉得他们成功的内因是什么?对我国推进城市化有无借鉴意义?  华生: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1950年以后,从低收入地区成功变成现代化高收入地区只有几个,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特区,还有沙特阿拉伯。除沙特阿拉伯是石油生产国之外,韩国、新加坡都是东亚国家,所以有人把这个结果叫做 “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  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能成功?这是我们最需要研究的。  市场经济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然而就像世界银行报告所说,坚持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缺的,但它不能保证你追上发达国家,这是对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考验和挑战,中国正面临这个挑战。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我们是靠转型的红利有了这10年的高速增长。第二个10年是小平同志南巡以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是靠市场红利。第三个10年是新世纪开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工厂,靠世贸的红利。  现在靠什么?我的答案,也是上述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得以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靠市民化的红利。只有上述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在几十年中,把大多数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同时没有出现贫民窟,全部被城市吸纳,这表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农村的生活状态也挺好,大部分人走了以后经济也能发展起来,同时进城的人都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在印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在农村转不出来,停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另一方面,进城的人进了贫民窟,加入不到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在这儿。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我们出现了“最不融入的城市化”。北京的户籍,包括大城市的户籍非常难办,这对我们是最大的、综合性的挑战和考验。  NBD:当初为什么唯独东亚能做到,其他地区不行?  华生:面对这些问题,不是简单从西方国家照搬经验就行了,因为他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我们的问题。作为后进国家,我们想去追赶的时候,要清楚发达国家的哪些东西好,哪些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搬不来的。  一方面,为了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工作一定要细化,不能大概看一眼就发议论,然后大谈土地权利、小产权房合法化、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反而漏掉了“人”这个主体;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宏观的眼光,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是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摆脱历史潮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给自己和社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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