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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八旗兵为何不堪一击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去哪里了

发布时间:2021-01-07 12:50:09 阅读: 来源:磁座钻厂家

清朝后期八旗兵为何不堪一击?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去哪里了?

清朝后期八旗兵为何不堪一击?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去哪里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众所周知,清朝开国靠的是八旗和绿营力量,但是在清朝入关之后,这些八旗和绿营又去了哪呢?

其实主要分为两支力量,一支是关外八旗,另一支是江南八旗和江南绿营兵,关外八旗在关外驻扎,江南八旗和绿营兵则是在江南驻扎,关外的八旗兵大部分是自力更生,而江南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又如何生存呢?

一.江南八旗和绿营的收入来源

清代江南八旗、绿营官兵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当局发给的粮铜。以八旗驻防为例,在江宁等各驻防地,晓骑校以上、将军以下,属官员阶层,各按品级领取傣银、傣米。

如将军每年傣银为180两,傣米90石,佐领棒银105两、傣米52石5斗,骁骑校体银60两、米30石。自雍正朝起,对将军、副都统等高级官员另增给养廉银,数额是正常薪傣的数倍甚至十数倍。

此外,江宁驻防部分官员还拥有职分田与地租银收入。据档案记载,顺治年间左翼四旗官兵初驻江宁时,“大将军巴三、侍郎额托握给四旗协领、佐领皆分了份田,防御、骁骑校、兵丁未分。大将军巴三之份田分给了其后所补任前来之将军、副都统等。”

《钦定八旗通志》亦云:“(顺治)四年题准: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即每人分得约60-180亩田地。这批旗田当系清当局强占所得,很可能来自于原明朝官府或勋贵的田产,但其具体方位现己无考。

旗田地租年收入总数为3990两,具体分配情况为:“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

清代,江宁驻防中拥有职分田的始终仅限于左翼四旗官员,康熙时移驻江宁的右翼四旗官员并未分得土地,也一直没有地租银收入。

二.八旗普通官兵的生计问题

八旗、绿营官员的收入远高于众兵丁。清代的官兵生计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在八旗制度下,旗人世代当兵,由朝廷按月发给粮铜,不能从事农、工、商等产业。由于人口增长等因素,原有的定额粮晌渐渐不敷使用,兵丁阶层日益贫困化,八旗生计问题由此产生。

八旗兵丁的兵铜俗称“钱粮”,包括铜银与铜米。清代前期,江宁、京口驻防马兵每月铜银2两、晌米2石5斗,步兵每月银1两、米3斗。铜米的发放分本色、折色。江宁驻防起初为每年“支给本色十个月、折色两个月,其本色米石在于滁州、全椒等十四州县额征屯米内解支,折色每石给银七钱五分”。

自雍正元年(1723 )起,改为正月至四月发放本色米,其余8个月发放折银。五月至十月的铜米,每石折银1两2钱,十一、十二月的铜米,每石折银7钱5分。由于米价时有波动,一旦遇到米贵时节,这点银子入不敷出。兵丁“或有不善谋生者,将所领四个月米石不以足食为计,当即以贱价售卖,至不领米之月,复以贵价购买”,因此“受累殊多”。

当时,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及闰月的铜米,每石仅折银7钱5分,少于其他月份,“多寡既未画一,且偶值市价昂贵,兵丁未免拮据”。乾隆十六年三月,首次南巡至江宁的乾隆帝颁布上谕:“嗣后江宁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并闰月折色兵米,俱着加恩,照二、三等月之例,一概给银一两二钱。”这样兵丁的生计问题才稍微好转。

不过江南八旗兵丁久享承平,逐渐滋生奢侈浪费等恶习。乾隆初年,京口旗营“兵丁习尚虚浮,非独饮食争奇,抑且酣于赌博,不顾身家,阁知法纪”。有限的钱粮收入己难以满足旗人追求奢侈生活的需求。

三.清朝如何应对人口暴增的八旗兵

八旗兵额是相对固定的,随着江宁、京口旗营人口的繁衍,至清代中后期,每名兵丁需要养赡的家口数量逐渐增多,直接导致兵丁生计陷入困境。为缓解满城中的人口压力,清廷曾采取迁移、裁减官兵等多种措施。雍正八年,清廷将800名江宁八旗“余丁”(即闲散)调往浙江乍浦驻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强行使江宁旗营中的一批“包衣陈汉人”(满文booi fe nikan)出旗为民。这些“陈汉人”又称“旧汉人”,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北京迁至江宁的旗下包衣的后代,分隶于右翼满洲正黄、正红、镶红三旗。

当局此时命令“在江宁无其主,查京城本佐领亦无主”的包衣人出旗,意在甩掉包袱,减轻

财政上的压力。

乾隆二十八年(1763 ),清廷又将江宁蒙古旗官兵、家眷数千人全体移往京口。然而,留驻的满洲八旗人口仍不断膨胀。据统计,嘉庆二十年(1815)时,江宁驻防“通共大小甲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各兵家口男妇大小现有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余口”,总人数为28300余,平均每名兵丁需要养赡6人。道光年间,京口驻防有官员51员、兵丁1692名。而当时八旗“男妇老幼共九千余口”,每名兵丁亦须养赡5至6人。

兵丁粮铜是普通旗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兵丁去世,家中所遗嫣妇、孤儿等的生计便陷入困境。清初,江宁驻防兵丁“遇有事故,即将家口送京”对驻防地的影响有限。乾隆二十一年(1756)后,停止将无依家眷送京。“凡家口众多之甲兵一遇事故出缺,其家口无项可支,顿乏生计。是以历任将军遇有缺出,先就其家有成丁、可以顶补者挑补。若家无可挑之丁,将遗缺作为公缺,在于炮手、匠役、步甲、养育兵、闲散内另补,仍令得缺之人每月酌出银米,帮给出缺之家,以资养赡”。

但这种临时变通之法也存在不小的弊端:“出缺之家籍的缺者帮补,另立公缺名目,即与定制不符。且得缺之人一分钱粮,令其分养两家,亦不敷差操费用”。嘉庆二十一年(1816),当局决定将部分八卦洲租金用于养赡无依家眷。当时共有嫣妇、孤儿等2113名,其中“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共一千六十名口,每月每名口给制钱四百文,十五岁以下为小口,共一千五十三名口,每月每名口给钱二百文”,一年共需钱7615串200文,而缺口居然高达60%以上,这样的财政缺口可以说非常惊人了。

四.清朝缓解八旗生计的措施和效果

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当局想方设法扩大财源。清初,江宁旗地与旗产仅有一小部分用于经营,而自乾隆中期起,越来越多的旗地被租给民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后,满城正阳门外的教场土地被出租,乾隆三十三年(1768),钟山牧场内的柴山也被租给民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旗驻防将长江中的八卦洲买作公产,以供给柴薪。

除此之外,八旗的各处田地也广泛出租,换取租金,自乾隆十二年之后,各地八旗广泛出租田地,其后短时间内,江宁等地驻防的财政压力确实有一定缓解,但从长远来看,仍不足以彻底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以江宁为例,当时新增租税的金额毕竟有限,难以满足生齿日繁的旗营的需要。此外,江宁旗地均属于八旗官方所有,驻防兵丁并无自己的份地。各项旗地收入也由官方统一支配,大多用作官兵公务开支、八旗官学经费及兵器维修、孤寡人口养赡等公共性事务。而普通旗人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增加,兵丁贫困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其实有趣的是,相对于八旗的困窘,绿营兵反而过得好一些。绿营兵丁并不像八旗兵丁那样受到旗籍的严格束缚,其子弟可以自由选择士农工商等其他职业,易于在兵、民之间转换身份。如嘉庆年间的狼山镇标虽在兵铜数额上少于八旗驻防,但“营中并无闲散”,兵丁家口均能自谋生路,无须依赖兵晌维持生计。因此,清代中后期,各地绿营兵丁之生计问题反而不如八旗严重。

由于八旗兵的兵饷不足,兵员缺额,战斗力飞速下降,在之后的太平天国起义中表现自然也是不堪一击,可以说清朝江南八旗兵的衰落也标志着清王朝开始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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