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治理的金融监管模式

金融刑法在立法上一般直接将行政部门（如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等）的行政法规、规章、甚至部门规章引过来，作为刑事法条，这种现象较为普遍，这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即行政主导、司法辅助的模式。

例如，1997年的刑法没有将传销行为定罪，而随着1998年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的发布，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以批复的形式规定，在该通知下发以后仍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的，如果情节严重，则以非法经营罪认定。这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弊端，前者被学者称为部门立法结果——专门法律法规的“刑法化”，后者被称为是行政权、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蚀。

刑法的过度扩张必然形成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必要干预，正如学者所言刑法具有双刃性，用之不当则伤及无辜，引起负面社会效果。从部门法的立法价值和功能上看，尽管刑法、民法都是从法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的，但都具有自己的个性。

民法是私法，规范和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刑法是公法，是保障法，只有民法作为第一次的调整失败或无效时，才能使用刑法来进行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如果刑法不注意谦抑性而盲目主动介入和调整社会生活关系，一方面私法中的民事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受到压抑，容易导致民事主体交易安全上的依赖惰性。另一方面，刑法对社会管理包括金融管理的过主动和过多的介入，不利于行政管理部门的积极主动的科学管理，也容易形成管理上的秩序依赖惰性。

重庆市牛皮癣治疗医院在哪

上海哪家医院看肾脏比较好

上海妇科医院_患上子宫肌瘤有哪些典型症状

重庆治疗牛皮癣的医师

上海中医院哪家好_上海明珠医院中医科有孙斐等多位特需专家坐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