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火用数字出版带动转型以体制改革调整结构

用数字出版带动转型，以体制改革调整结构

出版总署党组中心组召开2010年第二次理论学习会议，集中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 上的重要讲话，就如何加快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学习讨论.柳斌杰署长发表讲话，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如何转变出版业发展方式的问题，笔者采访了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刘伯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周蔚华、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利。

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乃大势所趋

目前，我国GDP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多一点，而去年我国钢铁消费约占世界的37%，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7%。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出版业在生产方式上也表现为粗放经营，低水平重复出版，浪费资源，效率低下，这一 低碳 产业同样面临发展瓶颈。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周蔚华以现实状况为依据，认为出版业近几年的发展主要是规模性的扩张，10年间图书品种翻了一番，（从2000年十几万种增加到2009年30万种），然而总册数几乎没有增加，数目维持在65亿册到70亿册之间，即图书品种在扩张，单品种图书印数在减少，导致销售渠道投入增加、资源投入增大、劳动力投入加大、图书成本增加、资源浪费。

张利从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的影响角度指出，传统的出版产业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机制的变革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面临国外巨头不断进入的冲击与挑战。为此我们必须改革传统出版机制，突破出版行业壁垒，充分重视和运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努力以技术带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大做强我国的出版产业。

刘伯根认为，经济强盛必然要求文化强盛，大国崛起必然要求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对中国文化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文化建设。企业也自觉地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进而认为，出版业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内在的动力和外部条件。一是出版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出版业所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能够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传播的价值 观念、精神内涵、思想方法能够影响到各行各业，具有很强的知识溢出效应。二是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开放程度前所未有，已经为出版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必要条件，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历史的强烈呼声和现实的迫切需要。转变出版业发展方式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出版单位与数字出版企业深度合作，共谋转型发展

实现出版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出版是一个突破口。我国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在第三届数字出版博览会上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截至2008年年底，国内578家图书出版社已有90%开展了电子图书出版业务，电子图书发行总量超过3000万册，收入达到3亿元。2008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为530亿元，2009年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已逾750亿元。此外，一些出版社数字出版工作已经卓有成效，开办了专业特色的数字出版数据库。比如中国标准出版社的标准平台、知识产权出版社的中外专利数据库服务平台、法律出版社的 法律门 络平台，人民军医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气象出版社等均在各自领域内开展了数据库服务。我们所采访的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万方数据也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开展了数字出版业务。

中国出版集团作为拥有全国最多出版资源的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方面积极实践，取得一些长足的发展。据刘伯根介绍，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及其所属各社，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数字出版业务，开始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工作。

一是开发了一批重点项目数据库。集团已经开发了商务印书馆的 辞书语料库 和 工具书 、中华书局的 古籍语料库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 百科术语数据库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 多语种翻译资源数据库及应用系统 ，以及中版数字传媒公司开发的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项目和 书业公共数据交换中心 。同时，中华书局还承担了 中华字库 建设项目总体组牵头单位的任务，这是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确定的重大科研项目。

二是研发手持阅读器。据刘伯根介绍，集团公司推出的阅读器已于第二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首次面市，第一批阅读器存储集团近几年来出版的200种精品图书。

三是开发ODB按需印刷设备。与美国著名技术研发公司 ODB公司就其研发的按需印刷设备达成技术转让协议，随即将展开按需印刷业 务，为读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对此，中央领导同志做出重要批示，财政部下拨了专项资金提供支持。

四是提供阅读。集保持润滑团各出版单位基本开通了门户站，大多提供重点图书和畅销书的阅读服务。

五是开展站服务。集团组建的 中国数字出版 大佳中文 已获批准立项，成为国家信息化服务试点项目，获得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该站还将开展版权贸易、信息服务、经纪业务、采购招标等业务。

六是出版报。中版数字传媒公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故事报》，利用中国移动平台积极打造 报 文学故事报 ，并于2009年12月18日正式上线运营，面向全国移动用户收费，标志着集团公司第一个自主研发的移动产品由此诞生。

万方数据多年以来一直重视数字出版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紧跟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趋势，充分研究，广泛实践，通过与业界的合作与交流，也形成了一些特色性的产品，努力探索数字化出版及服务的新方式。

其一，DOI的引进与推广服务。DOI（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是数字出版、信息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标准与技术，在西方数字出版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07年，万方公司就联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申请成为DOI在我国的唯一代理，通过几年来的不断推广，目前已经成为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识体系。中文DOI的发展推动了行业合作与信息服务规范化，促进了DOI标准和规范在行业内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行业共赢。截至2010年3月，万方数据中文DOI注册数量已达130万，仅次于CrossRef位列世界第二位。

其二，与中华医学会的战略合作。2008年万方公司在中华医学会期刊独家招标后与中华医学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获得中华医学会旗下115种医学期刊的独家数字出版权。此次战略合作，作为信息服务商与出版源头的首次携手创新，保障了论文作者的络版权利益，激发了论文作者的创作欲望，丰富了资源源头内容信息量。同时，也对传统期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数字化包装，扩大了信息共享渠道，强化了信息内容服务业的信息容量和质量水平，从而使信息内容服务业和传统期刊出版业同时实现了产业升级，开创了和谐共赢的新局面。

其三，开展 全XML流程多样性出版服务研究 。XML是Internet环境中跨平台的、依赖于内容的一项技术，是当前处理结构化文档信息的工具，是一种简单的数据存储语言，它使用一系列简单的标记来描述并展示数据。XML的特性可以很好地满足采、编、审校、排版、出版、传播、销售、知识产权保护等数字出版全流程多环节的需求。该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出版业特别是多样性出版与应用产生了积极影响，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简化了中间过程，提高了出版质量，适应多样式阅读终端的需要，特别是能适应机构使用者和个人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其四，在产品方面，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完成了从数据到知识的全面升级；科技创新辅助决策支持系统整合国内和国外主流科研信息文献资源，通过对海量知识数据挖掘分析， 一键式 报告生成，同时以直观数字、表格、图形全面诠释科研结果及动向；基于元数据仓储的数字化图书馆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万方医学整合医学行业相关资源，开展面向行业的专业化络出版服务，得到了业内专家的普遍认同。<多出来就是浪费/p>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托人民大学，凭借自身的学术资源，也开拓出了一条特色的数字出版之路。

由人大社承建的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 和 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 ，都是对新型的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领域的一种尝试，是巨大的资源，也是人大社未来新的增长点。周蔚华谈到，人大社正在加强对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 的建设，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团结全国百家出版社，力争把它建成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竞争要求的全国高校教材上发行中心；把 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 建成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内容丰富、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站，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最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对这两家站未来的建设目标是通过资本运作，使其朝上市公司方向发展。人民大学出版社将以建设 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 和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 为契机，发展络出版、络发行，在高科技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数字出版业欣欣向荣，稳步发展，然而数字出版发展也有自己的隐忧。在接受采访时，周蔚华谈到，数字出版前期投入大，见效慢。对于一些小型出版社而言，数字出版可望不可即。以高校出版社为例，出版社的社长很少由职业经理人担任，而是指派中层干部或者由教授、学者来兼任，他们一方面欠缺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数字出版投入大，见效慢。但是对于出版社社长的考评机制，不是以出版社的未来发展前景为评判标准，而是以当下出版社的发展和盈利状况为依据。鉴于数字出版风险大、收益慢，很多出版社开设数字出版部门，但是并没有深度运营。人大社的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 和 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 ，自2001年运营以来，尚处于投入阶段，并未盈利。这样巨大的投资对人民大学出版社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探寻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意义重大。笔者认为，传统出版社和数字出版企业的深度合作是一种解决之道。

数字出版商、数字企业鉴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运营经验，在数字出版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出版资源方面有所缺乏，阻碍了数据库服务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正是传统出版社自身的优势所在。因此，出版业要更好更快地发展，传统出版单位和数字出版企业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尤其一些中小型出版单位，自身缺乏足够的资金研发数字出版技术，这一合作模式尤为重要。万方数据和中华医学会的成功合作加重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就是一个典范，数字技术提供商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渠道优势、服务优势与传统出版单位深度合作，是数字出版继续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体制障碍仍待突破

柳署长指出2010年是出版业发展的决胜年，深化出版业改革是激活出版业生产力的一大动力。出版业系统性的改制转型后，较之以往，市场主体将发生比较大的转变，以往产业分散，单兵作战，散兵游勇式的出版机构通过整合与重组，将会以实力强大的大型出版集团出现，其在资金、资源、技术、渠道等各方面都得到大幅度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加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与发展，将能够与国外巨头形成直接竞争。

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集团化发展是出版业发展的解决之道。根据《中国传媒集团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已有85家传媒集团，集团化建设成果显现，而且集团化发展还在继续。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考虑吸纳配置一些主营少儿、科技、教育出版的出版社，从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壮大自己的实力，成立规模更大、出版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出版集团。

但是跨区域、跨媒体集团化发展受到诸多限制。这一点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都深有体会。以中国出版集团为例，集团虽已成功控股黄河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但期间曾受到诸多限制。刘伯根表示即使集团有能力去投资控股一些地方出版集团或出版发行实体，但仍受到地方行政力量的干预而难以收购。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但是，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还不能够完全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中自由流动，常常在地方上碰到很强的区域壁垒和行政保护，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完全发挥。目前政府的介入并购已成定局，但是期间的障碍让每一次并购都举步维艰。

此外，跨媒体集团化建设也难度颇大。全媒体出版在国外已经是一种潮流，但当前的媒体融合还有难度，依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广播、电影、电视、图书、音像行业分别归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辖，纯粹依靠传统出版业自有积累资金去从事电视、电影、广播业务，还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国家给予相关政策的支持和财力的扶持极为重要。

高校出版社作为一个特殊的出版单位，在出版系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集团化也是摆在高校出版社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总署推动组建教育出版传媒集团，集团的成立可以使出版资源更为优化配置，避免重复出版，提高产业集中度，体现规模经济。但大学出版社如何参与集团化建设，尤其是如何参与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建设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其最大的难点在于如表3 阻燃ABS与阻燃PP在本钱上的比较何调整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与各个成员出版社及其所在的学校的利益以及现有管理者的利益。解决好这些利益的再分配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切实实现出版社整合的 化学反应 而不是 物理反应 ，才能更深入地推动教育出版单位集团化的发展。

此外，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已有453家出版社完成或正在完成转制。前些年大学出版社抓住了高校扩招的历史契机，加上狠抓内部机制改革，获得了快速发展，在中国出版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来，大学出版社从第一批19家出版社转制试点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大面积铺开阶段。但是，周蔚华表示，大学出版社所进行的改制是由事业单位转变为单一投资主体（或一人公司）的企业，这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真正改革是企业化后产权多元化，现在仍然是大学出版社为单一投资主体，和过去相比没有实质变化，大学出版社的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变单一投资主体为多元投资主体，加快股份制改造，形成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因为大学出版社有双重功能，一个是资产增值保值功能，一个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功能。改革后单一投资主体的资产管理公司不承担双重功能，唯一承担的就是资产增值保值功能，目前单一主体的所谓转企改制不利于大学出版社发展反而产生很多人为的障碍。只有深层次改革即产权多样化才能在联合重组中突破体制性障碍，实现大学出版社的更好发展。

所以，亟待进一步打破区域垄断和地方保护，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在今年的两会上专门做出《集中力量打造国家级大型出版传媒企业集团》的提案，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出版企业分属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要进行横向的资产重组必须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重新确定所属难度非常大。而且，中国至今也没有一个资产和规模能够与像贝塔斯曼、阿歇特等国际出版巨头相匹敌的大型国家出版集团，不能够适应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出版传媒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以及中华文化 走出去 的紧迫要求。因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出版企业进行战略重组，打造一个类似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一样的国家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从而使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集团化建设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结语

柳署长曾提出在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出版强国的美好愿景，因此，转变出版业发展方式的意义重大。既要传统出版单位和数字出版企业深度合作，开展数字出版；也要积极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集团化建设。在采访过程中，笔者也深深地感受到，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