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底还须补短板

近年来，承担着“托底线、救急难”职责的城市救助站新闻不断，从震惊全国的河南信阳救助站“干尸男童”案，到陕西西安长安区救助站变身商务会所，救助站和城市救助体系正暴露出某些短板，面临着老困境和新难题。

该来的不愿来：“自愿原则”让救助站有力使不上

2014年8月底，一对流浪的母女被发现病死在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座板房里，引发了西安市民的强烈关注。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救助站已经和该母女有所接触，却没有把两人带回救助站。对此，长安区救助站当时的回应是，对方不愿意接受救助。

“与过去的强制收容不同，现在的救助管理工作必须遵循自愿受助的原则。除非是被发现的流浪人员存在精神问题。”陕西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的孙永生介绍，“一些精神疾病仅凭简单的交流是无法判断的，这就给基层工作造成了困难。”

实际上，一些流浪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的现象在各地越来越常见。陕西省渭南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科科长杜小谋说：“今年正月初二，我们到街上巡查，发现一名流浪者。天寒地冻的，可任我们说破嘴皮子，他也不愿意来，我们只好留下被褥和食品。之后，我们又加强了巡查力度，多次去看望他。”据了解，在实际工作中，绝大部分流浪人员以乞讨为生，他们最希望得到金钱救济，但救助站只能提供食宿、洗理、车票返乡等服务，救急不救穷，因此流浪乞讨人员大多不愿意入站接受救助。

“现在，仅靠基层工作人员巡查，无法完全保证这部分流浪人员的生命和生存安全。基层救助站人手不足，再加上这些流浪人员流动性较大，我们很难掌握动向。我们无权强制流浪乞讨人员来站受助，致使救助站的工作遭受了社会和舆论的误解。”孙永生说。

该走的走不了：“跑站”一族盯上“唐僧肉”

半月谈记者采访一些救助管理站了解到，求助人员鱼龙混杂、难辨真假的情况日益凸显。在救助站之间以“骗助”谋财为主的“跑站”一族层出不穷，困扰着基层救助站的管理工作。

“去年11月份，一个来自湖北的求助者明确说他是‘跑站’的，不要返程车票，只要现金，不给就割腕自杀。我们在劝说的同时，打开执法记录仪，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最终他放弃后自行离开了。”杜小谋说。

同时，一些找不到原籍、地址、亲属的救助对象长期滞留在救助站里。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本应是“扶危济难”临时救助的机构，现在却成了免费养老院、免费医院和免费火车票供应点。

杜小谋告诉记者，曾经来了一名患有心脏病的求助者，救助站为他提供了紧急的医疗救助，并在病情稳定后将他送回了老家。可没过多久，他又来了，要求救助站为他长期负担药费，不然就上访。最后，救助站只能按照规定将他送回原籍，劝他通过当地政府部门寻求帮助。

“更多的情况是被救助者无法提供身份信息。”渭南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卞伟说，“如婴幼儿、有智力障碍的人或是精神病人，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帮他们找到家人，这个过程很耗时耗力。”

对于无法提供信息者的安置，过去救助站主要是上报上级民政部门，再由福利院来安置，但各地福利院往往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救助工作需求。目前，救助站对这类受助者的安置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由救助站集中供养;二是与其他机构签订协议，对这部分人进行临时代养。

卞伟介绍，目前滞留在渭南市救助站的受助人员有56名，大部分滞留时间已超过一年，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群人已开始成为救助站的沉重负担。

救助站专业化程度亟待补强

根据2003年国务院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

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取消了“城市”二字，民政部随后出台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则将救助范围扩大为“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或乞讨状态的人员”。

“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救助站的工作任务不断延伸扩展，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卞伟说，“我们救助站在编工作人员33人，临时聘用人员14人，目前的工作并不轻松。传统救助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当前的救助需求。”

针对不同人群，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救助方法。例如针对未成年人，民政部从2013年6月起，开展以未成年人监护干预为核心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但许多地方的救助管理站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仍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

“所以，现在救助站普遍面临专业化程度低、服务理念跟不上等诸多难题。”陕西宝鸡市救助站站长任转军说。为此，宝鸡市救助站在2012年与宝鸡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签署协议，采取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让专业团队驻站，为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生活教育、心理支持、医疗救助、早期干预等专业服务。

城市救助体系亟须精细化

“救助站首先要解决的是救助对象滞留的问题，应尽量保证救助资源不被浪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石英建议，每个省都可以成立1到2个专门机构，对无法提供信息的救助对象实行集中供养，统一提供食宿、医护，并进行日常管理。同时建立个人血型或DNA资料，建立全国联网的寻亲网站，并联合公安部门、民间组织协调寻亲事宜。

对于救助站的专业化短板问题，卞伟认为，尽管可以购买社会服务，但这种购买还处于低竞争的状态，目前选择性较少，愿意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并不多。“所以，亟待加强本土专业力量的培养。”卞伟说，“比如，尽快把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和传统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剥离，成立专业性的未成年保护部门。”

“另外，救助部门应该通过宣传，让公众对救助站的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增强信任，引导舆论理性看待城市救助体系中的困难，吸引公众和社会参与完善城市救助体系。”石英说。

石英认为，救助站工作人员经常会直接面对一些精神病患者、刑满释放人员、恶意骗助人员、传染病人等，自身的人身安全面临一定程度的危险，其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比较大。因此，民政部门应该建立制度，对救助管理工作一线人员进行定期心理辅导和减压。(半月谈记者 薛天 蔺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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